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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資源，省會城市經濟總量占全省的比重一般也不低。不過，各省情況差異也比較大，中西部省份對省會的依賴度要比東部沿海高出不少。如果一個城市經濟總量占到全省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則說明該城市對所在省份經濟十分重要，如果超過三成，則說明依賴度較高。通過對27個省份（不含直轄市）的省會經濟占比統計發現，有15個省份的省會占比超過了1/4，有10個省會占比超過了30%。其中，寧夏的銀川和青海的西寧占比均達到51.6%。省會依賴度靠前的是吉林和黑龍江兩個東北省份，其中吉林的長春占比達到41.2%，哈爾濱占比達到38.34%。中部的湖北武漢和西部的四川成都依賴度也比較高，武漢占比達到35.95%，成都占比達到35.4%，均超過全省的三分之一，屬於典型的“一城獨大”。（11月12日《第一財經日報》）
　　既要依靠省會拉動區域經濟發展，又不想患上“省會依賴症”，這裡面的尺度究竟該如何拿捏，的確並非易事。而按理來說，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省會，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鶴立雞群、一枝獨秀，要說也是理所應當。假如連自己都沒發展好，不僅示範效應無從談起，更是辜負了自身所擁有的諸多先天稟賦。從這個意義上說，省會經濟總量在全省占比高，未嘗不是龍頭效應的體現。那麼，問題來了，“省會依賴症”究竟是個什麼“病”，診斷的標準是啥，療治的處方又在哪兒呢？
　　應該說，無論是區位交通優勢，還是對資源與人才形成的聚集效應，省會的形成，其實從來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符合區域發展的客觀規律。正如城市的形成，極大的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更高效的分工合作，區域發展過程中對於中心城市的需求，更是客觀存在。而擁有了人才優勢與資源稟賦的中心城市，在區域經濟總量中占據較大比重，也本在意料之中。
　　不過，區域中心城市形成一定的經濟集中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任何事情其實都需有度，正如“頭重腳輕”的身材，往往於健康不利，區域中心城市對於資源與經濟的過度集中，也就難免對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形成負面影響。不難設想，當省會城市集中了全省三分之一甚至過半的經濟總量，“一城獨大”的後果與其說是對區域經濟產生拉動作用，毋寧說更多起到的是擠出與吸附效應。“省會依賴症”不僅讓區域中心城市因為聚集了過多的人口與經濟資源而難堪重負，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環境代價與生活成本，與此同時，周邊城市與區域也喪失了均衡發展的機會，由此而加劇地區間發展不平衡，恰恰暴露出區域中心城市的角色錯位。
　　那麼，有著政經優勢的省會，是不是就該將各種發展機會拱手相讓，這裡面的尺度又該如何拿捏呢？事實上，“省會依賴症”的真正癥候，其實並不在於市場失靈，而恰恰緣於對市場機制的過度干預。如果省會城市確是因為自身稟賦並通過公平市場競爭而在經濟總量上占優，倒也無可非議。但現實的情形卻是，省會的一枝獨秀，更多仰仗的恐怕是行政優勢，以及更多的財政投入、公共資源以及政策優惠，尤其行政化的區域規劃與發展定位，更是註定了“一城獨大”的結局。只不過，如此“省會依賴症”，其本質實則是行政資源依賴症。
　　而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發展，相比由行政化主導，其實更需尊重市場對於資源的配置效率。具體而言，產業經濟究竟選擇在哪個城市和區域，區域內如何定位和分工，也更應尊重市場的選擇。對於行政部門而言，除了要擔當起對於公共環境與公共服務配套等相關責任之外，並不宜將手伸得過長，更不宜將自己定位為產業經濟、市場佈局的主導者。
　　一言以蔽之，行政權力對於區域發展的主導，才是最令人擔憂的角色錯位，而這也正是“省會依賴症”亟待剔除的病因。
　　文/武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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